「推動社會議題的人，一定都要這麼生氣嗎？」
朋友問了我這個問題，我忍不住笑出來。因為前兩篇文章的關係，她跑去瀏覽Lissa Rankin的臉書。Lissa Rankin這幾年花了很多力氣揭露身心靈領域裡的權力問題，而那些吹哨的文章的確情緒很滿。
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朋友的問題。一個人為什麼會對特定議題充滿情緒？有時正是因為他看見了別人沒有看見的東西。而這種敏感度往往與個人的生命經驗有關。
我想到凱龍星。
在希臘神話裡，凱龍是半人馬，一位傑出的療癒者。他受到無法治癒的傷，但那個傷反而讓他擁有了深厚且獨特的治癒能力。後來「受傷的療癒者」（wounded healer）成為很有意思的心理學意象：我們內心最深的傷痛，經常會轉化為幫助自己與他人的力量來源。
長期投身於社會議題的人，內在往往也存在類似的驅動力。例如曾因權威受傷的人，可能對權力不對等特別敏銳。又例如在童年從未有人替他說話的人，長大後也許就把很大一部分的生命，投入為弱勢者發聲。
我並不認為，一個人的社會關懷如果與自己的傷有關，就表示這份關懷受到了污染。我們無法要求、也不應期待生命可以純粹，人心原本就複雜而幽微。
很多時候，正是因為曾受過傷，我們才對某些事有了異常敏銳的感受力，看到別人受到類似的傷害時，也才會抱持強烈的使命感，堅定地站出來。於是內在的傷逐漸塑造價值，價值又成為行動。 這其實是很美的生命轉化。
只是所有的天賦，也都伴隨著陰影。
尼采有一段話對我影響很深。他在《善惡的彼岸》裡寫道：「與怪物搏鬥的人，要小心自己在過程中不要也成為怪物。當你長久凝視深淵，深淵也凝視著你。」
我們一直凝視著什麼，不只會讓我們越來越擅長看見它，也會慢慢形塑我們觀看世界的框架。長期關注父權的人，會越來越容易看見性別與權力；長期研究創傷的人，也會越來越容易在人的行為中看見創傷反應。 你不斷在尋找什麼，就會變得更擅長看見什麼。
然而這是一個藏有陷阱的禮物。因為就像一盞探照燈。當強烈的光線把某一處照得非常清楚，其他地方就會暗下來。「我擅長看見它」和「我在所有的地方都只看見它」，兩者中間的界線其實很容易跨越。
就像上一篇文章中描述的，Lissa Rankin與Gabor Maté的互動。Epstein File的核心很明顯原是女性被物化和壓榨的問題，Maté卻想用這個研討會的平台探討Gaza。而後來Maté試著用自己的療法梳理Rankin的反應，我們當然無從得知Maté真正的動機。但權威壓迫畢竟是Rankin的核心關注，她最後把這段互動詮釋成gaslighting。
你看，連這些導師都會受到自身視野的牽制哪。
其實不只是社會運動的推動。個人創傷的療癒歷程，也會經歷類似的考驗。
當我們接觸到一套能解釋自己生命經驗的理論，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。依附理論讓我們看見關係裡的焦慮與逃避；創傷理論讓我們看見自己為什麼會被某些事情觸發。好的框架可以幫助我們整理混亂的人生經驗，重新理解自己。但如果拿著同一道光到處照，我們可能會逐漸失去與真實世界的完整連結。對著自己的傷凝視太久，我們也容易變得較難看見他人的善意。
我們都需要一顆屬於自己的北極星。我是這麼想的。
這顆北極星，不是一套更正確的信念，而是對自己盡可能完整的觀看。我知道自己珍視的價值是什麼，我也知道我的舊傷如何參與其中；知道什麼讓我對某些事情特別敏銳，也知道這份敏銳可能在某些時刻，會限制我的視野。
這樣的自我觀看，可以讓我們的框架盡量不變成一套封閉的系統。我仍然可以有立場和判斷，但我也容許一些模糊地帶（ambiguity）的存在。因為我很清楚，外面（和裡面）也許還有什麼，是我現在還看不見的。而那真的也沒有關係，只要有意識到這點就好了。
我很相信靈魂渴望的是不斷的成長與擴張。而真正的擴張，需要我們能用稍微開放的系統，來容納宇宙裡的複雜與未知。
傷不用被排除在外。它可以是推動生命前進的重要力量。我們看見自己重視的價值，但也同時看見內在的傷如何推著我們走。唯有如此，才有可能在偏航的時候，認出自己身在何處。
於是我們抬頭望向北極星，調整航線，然後繼續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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